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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改隋代頭大身小的造像特征。以第45窟為例，二脅侍分別為左側(cè)年長者迦葉尊者，右側(cè)年少者為阿難尊者，成為唐窟脅侍的固定模式。對菩薩的表現(xiàn)也達到了莫高窟的最高峰，該窟中的彩塑菩薩塑像堪稱莫高窟同類造像中的精品，菩薩束高髻，上身裸，披帛由左肩斜披向右下方，戴項圈、臂釧，下著長裙跣足立于仰蓮座上，身體呈“S”形，女性特征的刻畫較為含蓄，儀態(tài)端莊典雅，神情靜穆，加之莫高窟石像上完好的色彩表現(xiàn)，使得肌體及服飾均極富質(zhì)感。天王進入脅侍行列在莫高窟也發(fā)生在唐代造像中，較早的見第334窟。第45窟二天王立于二脅侍菩薩外側(cè)。發(fā)髻，身披甲胄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握兵器，腳踏夜叉，其神情的張揚與其他諸像的靜謐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吾哀其弊，思拯其溺。夫竭財以赴僧，以趨佛，而不恤親戚，不憐窮匱者何？良由厚我之情深，濟物之意淺。是以圭撮涉于貧友（25），吝情動于顏色；千鐘委于富僧，歡意暢于容發(fā)。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，友無遺秉之報（26），務(wù)施闕于周急，歸德必于有己。又惑以茫昧之言，懼以阿鼻之苦，誘以虛誕之辭，欣以兜率之樂（27）。故舍逢掖，襲橫衣，廢俎豆，列瓶缽，（28）家家棄其親愛，人人絕其嗣續(xù)。致使兵挫于行間，吏空于官府，粟罄于惰游，貨殫于泥木。（29）所以宄弗勝，頌聲尚擁，（30）惟此之故，其流莫已，其病無限。若陶甄稟于自然，森羅均于獨化，忽焉自有，怳爾而無，（31）來也不御，去也不追，乘夫天理，各安其性。小人甘其壟畝。

張旭史稱”草圣”，孫過庭《書譜》字字區(qū)別，不相連接，而筆意活潑、秀媚”大草”與”小草”相對稱，大草純用草法，難以辨認，張旭、懷素善此，其字一筆而成，偶有不連，而血脈不斷。清朝馮班《鈍印書要》談學(xué)草書法云:小草學(xué)獻之、大草學(xué)羲之，狂草學(xué)張旭不如學(xué)懷素。懷素的草字容易辨認，字跡清瘦見形，字字相連處亦落筆清晰易臨。張旭字形變化繁多，常一筆數(shù)字，隔行之間氣勢不斷，不易辨認，形成一種獨特的風(fēng)格。韓愈《送高閑上人序》中提到張旭草書以”喜怒窘窮，憂悲愉佚，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無聊、不平，而有動于心，必于草書揮毫發(fā)之”，故學(xué)張旭難。草書的代表作有唐代張旭《古詩四帖》、懷素《自敘帖》、孫過庭《書譜》；宋代黃庭堅《李白憶舊游詩卷》、米芾《論草書帖》、趙佶《草書千字文》；